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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如何避免“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导读】 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建党101周年纪念日。回顾百余年历史、总结现实经验，在全球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面临深层问题的今天，尤其具有现实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黄平研究员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深入分析了相关理论问题。
和西方政党对比，中共究竟有何不同？
问：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和以选举为主要导向的西方政党有很大不同。而这曾经让海外不少人难以理解，甚至产生负面的认知。和西方政党对比，中共究竟有何不同？
黄平：经过了100年，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一个老党。但和西方一些更老的政党比，中共还是一个年轻的党，而且中共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政党，也是最大的执政党。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无数的有志之士为了救亡图存，尝试走过很多道路，不论是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还是戊戌变法、辛亥革命，都没能成功。
苏联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传入中国，一批走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前列的知识分子、爱国青年，在苏联和共产国际支持下创立了中国共产党。可以说，中共是近代中国面临内忧外患、甚至在亡国灭种危机下应运而生的党。
它在初期受到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影响，但后来不断适应中国现实，不断克服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走上了实事求是之路，也越来越和中国历史、文化、文明紧密关联。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党，完全不同于西方意义上的狭义的政党。
西方的政党，更多地是代表某个特殊群体或阶层的利益，有着特殊的诉求，主要是因应其制度环境下的政治需要。中共的成立就是应对中国社会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救亡图存到救国救民，从唤起工农到反帝反封建。从1921年中共建党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历经了28年的艰苦磨练和战争考验，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形成了一支高度组织化和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队伍。
1949年后，很多中共党员成为新社会的管理者和建设者。他们经过数十年的历练，其组织、管理和服务的能力是西方很多人所无法想象的。
中共的代表性非常广泛，它不是一个狭隘的社团、党团和党派，不是仅仅代表某一部分人的狭隘利益。习主席在“七一讲话”中更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 所以说，中共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民族的长远利益。
有人说中共是法国思想家卢梭所说的追求公意的党，而非西方的代表“众意”的党。其实中共比卢梭讲的追求公意更具有整体性、全局性、长远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共实际上是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治国理念：“铁肩担道义”，“天下为公”。
中共正在创造一个新的政党范式
问：从这个角度来说，你认为中共有可能创造一个新的政党理论？
黄平：不是有可能，而是正在创造。100年来，中共已经和中国几千年来治国理政中最基本的“大道”理念衔接贯通，并且继承发扬，在实践中这条路已经越走越通了。只有在客观看待中共及其历史作用的基础上，才会深刻理解新型政党理论的形成。
不仅党内和人民群众要认识、认可，把它讲深、说透，而且要获得外界更多的理解，这就涉及到做好对外传播、“讲好中国故事”，让中共的理论体系和实践能被外界人士认识与理解。
中共是近代以来革命的集大成者
问：有专家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晚清以来历代先烈救亡图存的最终完成者，是中国近代革命的集大成者，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最后组织化形态。
黄平：这就是指中国共产党人是在无数前人基础上的传承和创新，中共是100多年来救亡图存的仁人志士中的佼佼者。当然，中共也是在继承弘扬治国理政传统中，不断总结和提高其治理的能力和水平。所以，中共也是近代以来革命的集大成者，也是中国的优秀文化与传统的继承者和发扬者。
列宁论述过，单纯靠工人的自发运动产生不了马克思主义，只能产生工团主义或者工会主义。即使在西欧或俄国，工人运动也是需要先进分子的带动和推动。
中共何以避免“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问：站在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角度，中共给中国带来的变化的确非常成功，中国距离富强的目标从未像今天这样接近。但还存在一个问题，中共的先进性能持续多久？中共成立之初那一代的共产党人多为怀有超乎寻常的抱负和情怀、经受了各种考验的革命者。但古人说过，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对于中共来说，在老一辈渐渐离去后，新一代怎么保持自身的先进性？
黄平：经过近30年奋斗而取得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从人民政权建立，到政治建设中的继承与创新，包括确立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协商与合作制度、民族区域自治，还有改革开放以来基层选举、在港澳实施的“一国两制”等等，还有社会建设中的各个方面，如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土地改革、全民扫盲与基础教育、社会的公共卫生建设，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一系列创新和开拓，中国保持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实现了最大规模的脱贫和最深刻的社会变迁（城乡、工农、代际等诸多方面）。这些都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如果没有具有先进性的党和它的中流砥柱作用，这些成就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说到先进性，我想起当年《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所唱的“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当时的延安正是集合了众多来自各地的热血青年，他们为了抗日救国和实现崇高理想，奔赴抗战前线。
再往前追溯，毛泽东在学生时就写道：“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年轻的周恩来也写过“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当时他们那一代革命者怀着救国救民的理想，后来经过几十年大浪淘沙，牺牲了无数先烈，但终能在斗争中发展壮大，直到建立新中国并领导了新中国的建设和改革。
中共在历史上经过长期艰难探索、经历了各种曲折，形成了成熟的理论，其中最重要的内核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党在革命战争年代还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作风。我认为，坚持这三大内核、弘扬这三大作风，就为保持先进性提供了理论和作风方面的基础。
中共在战争年代还有“三大法宝”：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统一战线至今仍是广泛联系和团结各界的重要途径。而党的建设，既包含政治建设、组织建设、纪律建设、作风建设，也有我们一贯坚持的思想理论建设。这些都是为了党员和干部队伍的净化和优化，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重要保障。
中共怎样持续保持先进性，是非常重要和现实的问题，也是真正为民族为国家负责任的关键命题。我们今天之所以一再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因为如果仅靠党员数量，还不足以证明中共今天的正当性和今后的先进性。
1949年党中央进北京之前，毛泽东就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建国后中共一直非常重视这个问题。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当时陈云就说，“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没有好的党风，改革是搞不好的”。
中共进城后成了执政者，既不再经历生与死的考验，手里又掌握了权力，迎合的人也就来了。申请入党的人不完全是有理想有抱负的热血青年，甚至不排除有的人是为了名利，甚至为了升官发财。还有些人曾经认同党的宗旨、有理想有抱负，但做官时间长了，就可能脱离基层、脱离实际、脱离群众。
革命时期党和军队与人民群众是鱼水关系，但执政后情况就不一样了。何况，也不能仅靠讲革命历史和光荣传统来确保正当性，而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学习更好地治理社会与服务人民，不断自我革新、自我完善，不断接受人民群众的批评和监督。革命历史和光荣传统当然必须讲，由此教育青少年和我们的后代。但毕竟过去的伟大不等于今天伟大，今天伟大也不等于今后伟大。如何能够永葆先进性，的确是一个真问题。
20世纪50年代，时任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说过，资本主义世界要有一个“基本的信念”，那就是“（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继续要有孩子的话，而他们孩子又有孩子的话，他们的后代将获得自由”。他把希望寄托在这些国家第二代、第三代和平演变身上。
当时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对此非常警惕，要让他们“和平演变”的希望破产。今天党中央一再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一再强调在进入第二个百年的进程中还要继续保证党的先进性，这也是新时代的忧患意识和底线意识。
具体怎么办？要做到“两个务必”，还要对外部世界和未来保持开放性和包容性，在开放中保持自主性。一个有生命力的政体一定是开放、包容的，而不是固步自封的。不断学习，不断检讨，不断吸收新事物，路就会越走越宽。这也是中国发展迅速的一个“秘密”。中共一直在不断学习和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和修正错误。中国共产党除了每次党代会的正式工作报告之外，党内通过不断学习研讨，找差距，不断改进工作。这也是党的生命力源泉之一。如果没有自我改进和自我完善，就一定会官僚僵化，落后于时代。
马克思的批判依然有效
问：被称作资本主义的西方，目前日益重视平权、劳工福利、社会保障。北欧还推行了“民主社会主义”。面对这样的事实，你认为马克思当年的观点过时了没有？西方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吗？
黄平：这个问题要从多个层面来看。首先，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看到了中国和西方发展的差距，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但要看到，当时西欧、北欧等国呈现的经济发展和福利保障方面的情况，既与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有关，更与欧洲及其他地区的社会运动、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学生运动、反战运动密切相关，也包括受到苏联、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启发，导致欧洲社会发生了具有左翼倾向的各类社会运动，迫使欧洲原有资本主义制度不得不做出改变。
当时美国也受到因越南战争而引发的反战运动，和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妇女运动等的影响。
第二，任何社会都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随着经济、科技的发展，城市建设和公共服务等方面得到改善，人们的健康水平和生活水平也相应得到提高。二战之后，美国自罗斯福新政起，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以后，美西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马克思、恩格斯描写的19世纪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有了很大改变，那时的法国既不同于雨果和巴尔扎克笔下的法国，也不同于当年周恩来、邓小平他们赴法勤工俭学时的状况。
这不是资本家们发了善心、改变了谋利的本性，而是一个历史过程，从早年那个充满血与火、“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污”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发展为战后的资本主义阶段。西方资本主义经历了那么多的危机，其间又是大萧条，又是两次世界大战，他们不得不反省和调整，这才有了福利主义加凯恩斯主义，通过二次分配等政策，部分地改变了早期资本主义赤裸裸剥削的方式。这确实使西方社会、尤其是西欧北欧发生了很多变化，哪怕后来又有新自由主义的倒退和“往回走”。
第三，我们对于那段历史的认知也有一个时间上的错位。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所看到的欧美社会景象，是战后福利政策和凯恩斯主义政策的结果。当时正是我们对外开放和经济改革的初期，不少人误以为那时看到的欧美现状是刚上台不久的撒切尔和里根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带来的，甚至也由此产生了对于新自由主义的迷思。
第四，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即美国主导的这一轮全球化，把大量的血汗工厂、污染环境的生产环节逐步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去。所以当时看到了欧美很多地方是蓝天白云，空气清新，环境漂亮，但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残酷的一面。
西方早期资本主义的生产基地基本都在国内，低价进口原材料，高价出口商品。随着资本的全球化，美国和西方受追求更低成本、更高利润的资本本性驱动，工业资本将大量工厂向外迁移，把产品设计、销售和金融服务等高利润环节留在国内。
从全世界眼光来看，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上的资本追求超额利润的逻辑不仅没有改变，反而因为资本无国界，甚至愈演愈烈。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可以随处看到，工人的生产和生活状况惨不忍睹，这样的状况从根本上来说，正是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的不平等关系带来的。
现在西方国家一些人很喜欢讲人权、讲照顾弱势群体、讲动物保护，并拿这些来指责发展中国家。但很多情况下，他们的“讲人权”是典型的“站着说话不嫌腰疼”。第三世界的曲折、苦难和希望，他们看不到也不理解，甚至根本就不在他们的视野里，更不会去反思究竟是为什么。
所以，今天的西方世界，起主导作用的依然还是资本逻辑，而且，“冷战”结束之后，发达国家的超级跨国企业对市场、资源、信息等的垄断更甚，整个世界的南北差距、西方世界内部的贫富悬殊也更加扩大。
这种情况下，西方世界如果空讲一些如自由、民主、人权等等华丽辞藻，已经越来越难掩其虚伪，更不用说一再拿它当作外交和政治的工具，无端指责和打压别的国家和地区。这在美国2020年发生的“黑人的命也是命”风波和美国政府在整个防疫抗疫中不尊重生命的过程中，显得尤其突出。
社会主义已经深深内嵌于中国
问：那你怎么看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黄平：百年以来，从李大钊、毛泽东等早期共产党人认定并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到新中国成立以来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制度已与中国紧密融合在一起。今天，中国如果不讲社会主义，讲社会主义又不讲中国，都是讲不通的。
第一，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信念，也是对人民、对民族的庄严承诺，它是一面旗帜，这个旗帜一旦丢了，资本霸权、贫富悬殊、黄赌毒、贪污腐败甚至国家分裂都会变得名正言顺。这些年揪出来的贪官污吏的丑行见不得阳光、也上不得台面，就是因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政权，党和政府对人民最基本的社会主义公平公正的承诺，是衡量是非好坏的标准。
第二，在实践层面，中国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社会主义与中国国情、中国特色结合，还在发展之中。它还在不断丰富和完善，新的情况、新的挑战、新的风险或不确定性层出不穷，要在不断深化的实践中深入认识，理论也要不断发展。
中国的社会主义既不是简单照抄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论述，也没有照搬苏联的模式，更不能按照北欧式的“社会主义”去剪裁。近代以来中国革命建设的实践发展，中国走的道路之所以越来越畅通，都是由于没有搞教条化的本本主义，而是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
第三，社会主义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社会主义不仅是一套思想体系、一种理想信念，还包括基本制度框架和一系列具体的制度设计，一系列的社会政策、组织安排和治理模式，和几十年来已经成为中国开展经济社会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实践模式——它既是社会主义的，也是中国的具体实践。它的道路、制度、经验、成就，已经与亿万中国人的生产、生活、交往和思维密不可分。这是亿万人民艰苦实践和不懈追求的结果，也是亿万人民自己的选择。
问：所以说，你是反对外界一些对中国的批评，比如“官僚垄断资本主义”。
邓小平曾明确提出，中国一定要防止两极分化
问：近年来，中国高层开始重提邓小平当年说的共同富裕，浙江还被作为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示范区。邓小平说过：“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主张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达到共同富裕。现在中国重提共同富裕，是否意味着今后中国会在推进共同富裕上有实质性进展？
黄平：当年改革开放起步时，邓小平对世界形势有一个重要判断，即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两大主题：和平是为了解决东西方冷战问题，发展是为了解决世界南北差距问题。具体到当时的中国，小平同志有两句名言，“发展是硬道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他之所以这样强调，是因为新中国经过前30年的建设，一方面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并在社会基础建设、人民基本健康与基础教育等方面已经实现了巨大的进步；但另一方面“人口多，底子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很低，人民生活水平也很低。所以小平同志通过“发展是硬道理”等论断，来打破当时认识上的一些误区，具体政策和策略就是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
即使如此，小平同志当时也明确提到要防止两极分化，最终要达到共同富裕。在他看来，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只是必经的途径和过程。所以小平同志明确讲：“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随着改革开放40多年带来的国家快速发展并取得巨大成就，中共十八大以来不断强调不忘初心，并开始具体探索如何稳步实现共同富裕。
《山海情》剧照
问：我们可不可以认为，如果说前40年中国重心是解决发展不充分的问题，那么现在的重心要趋向解决发展不均衡的问题，朝向共同富裕的目标。
黄平：即使过去40年，中国也从来没有放弃社会主义原则。在追求发展过程中防止两极分化的工作一直在做，不论是大规模扶贫、实行西部大开发，还是各种惠农政策和取消农业税，还有建立广覆盖的基本社会福利制度和医疗保健制度，实行九年义务教育，等等，其实一直在推进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平正义价值的实践。
现在中国已经摆脱了绝对贫困，实现了小康，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故重心更强调走共同富裕之路，中共也更重视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问：中国社会普遍诟病的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问题有解决希望吗？
世界面临资本全球化和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世界秩序的矛盾
问：许多人都观察到，资本主导下的全球化正面临严峻问题，如贫富两极分化、社会不公、南北鸿沟、消费主义、金钱至上、破坏环境、竭泽而渔等等。资本主义似乎已经走到某个历史节点，需要新的道路或者变革来寻找出路。但今天世界存在一个基本矛盾：资本的全球化、资本的无国界，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世界秩序已产生政经脱离的矛盾。
黄平：全球化有一个很突出的矛盾，即经济和政治的分离，经济越来越全球化，但政治仍然是以主权国家为基本单元。西方各国甚至更明显，政党们的争论都集中于国内或地方的问题与难题；而世界性的、国际性的问题，要么不予关注，要么不得要领。战后和冷战后的世界秩序还是过去那一套，但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中，原有的国际格局变了，国际关系在重组，国际规则在重写，国际秩序在重构。完全按西方国家的利益、由西方强推的“秩序”已经越来越不灵了。更不用说几百年来形成的国际关系的“丛林规则”与“零和游戏”根本就不是人类的出路。
我们在坚持走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一直倡导各国要互相尊重、和平共处，通过互利合作实现共赢；主张建设新型国际关系，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但是以美国为首的主要西方国家，要么只关注自己的利益，要么坚持自己原来那一套“基于规则的秩序”，其实就是基于他们所制定的规则、符合他们的利益的“秩序”，却没有对于大资本和垄断跨国资本的规制，也没有对于强国霸权行径的限制。
问：无法有效监管资本，资本的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已经构成基本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你认为未来的出路是什么？
黄平：首先需要建立新的全球性的世界政治格局，而且全球性的世界经济必须要有世界政治相匹配，而不能只局限在各个“国家”范围内。联合国是世界性的组织，但是还远没有发挥它本应该起到的作用。欧盟也是一个区域性组织，现在也有非盟、拉盟、东盟等，之所以出现这些区域组织，也是因为单个的西方式民族国家已经不足以应对全球性挑战。严格地说，如果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的话，那么随着今天的经济（资本投资、商业贸易等）越来越以全球作为它的流动范围和活动空间，那么政治也必须是世界性的。
至于世界性的政治怎样开展，首先还是联合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其次才是区域性组织与合作框架，并进而达成全球基本共识与合作，但不能只是七国集团那样的西方小圈子，更不是回到孤立主义状态。孤立主义无法应对全球各种挑战、风险、危机与不确定性。
其次，今天信息技术已将全球联为一体，甚至瞬间扩散、平行传播，而不再局限于西方国家之间，这也是打破政治地方化的一个可能的路径，虽然信息化也带来新的不确定。过去的国际关系格局已经不足以处理当今世界性问题和全球性难题了，所以必须要着手建构新的国际关系，致力于建设命运共同体，而不是退回强者为王、赢者通吃的丛林游戏。
本文作者：黄平，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
文章来源：《经济导刊》2021年8月刊